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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將上任的日本央行(BOJ)副行長內田新一(Shinichi Uchida)周二否認了立即全面改革超寬松貨幣政策的可能性，暗示對其政策框架的任何評估都可能需要大約一年的時間。內田表示，日本央行不應僅僅為了應對長期刺激政策的副作用而修改其超寬松政策，比如日本央行為捍衛收益率上限而大舉干預造成的市場扭曲。“日本央行必須維持寬松貨幣政策。它不應該僅僅因為有副作用就修改寬松政策。內田在參議院確認聽證會上表示，相反，它必須想出辦法”來降低成本，幫助維持刺激計劃。內田說，如果日本央行要對其政策框架進行全面評估，如果借鑒美國和歐洲同行的經驗，可能需要一到一年半的時間。他補充說:“任何這種特殊類型的檢查都最好從廣泛的角度看待各種因素。”在此之前，即將上任的日本央行行長上田碩(Kazuo Ueda)周一表示，如果日本央行要對其政策框架進行評估，他傾向于花“大量時間”。隨著日本通貨膨脹率超過2%的目標，市場普遍猜測，一旦植田和男接替現任行長黑田東彥(Haruhiko Kuroda)，日本央行將徹底改革其收益率曲線控制政策(YCC)。黑田東彥的任期將于4月結束。80多年的政策流變YCC指央行在二級市場上以固定利率購買債券（主要是國債），以此將特定期限債券的收益率控制在設定的目標范圍內。在這里，央行除充當債券交易人直接下場購買從而影響收益率水平外，更可以引導市場行為，即在投資人相信央行政策承諾的前提下，會自發地購買目標利率附近期限的債券，而此時，央行自身購債規模很小甚至沒有購債，但依然可以看到收益率下降，僅結果而言，也算得上是四兩撥千斤。上世紀的經濟大蕭條期間，提出“流動性偏好”理論的著名經濟學家凱恩斯致信時任美國總統羅斯福，提出央行有權“在合理范圍內選擇長期利率”從而逆周期調節經濟狀況，并建議美聯儲將長端利率控制在當時的市場利率2.5%以下，但出于以固定利率購債會消耗超額準備金的擔憂，美聯儲最終并未采納凱恩斯的提議。不過，到了二戰爆發后的第三年，美聯儲還是拿起了YCC。二戰期間美國財政部共發行近2200億美元國債，美聯儲采購了其中的十分之一，基本的操盤節奏是，美聯儲以0.375%的利率無限量購入短期國債，以2.5%的利率購買長期國債，以此降低財政部的借款成本。但隨著戰爭結束后戰時價格管制的取消，通脹急劇上行，尤其朝鮮戰爭的爆發更令美國通脹加速惡化，美聯儲與財政部的目標管理發生沖突，最終雙方在1951年達成協議，美聯儲不再設定國債收益率目標，而是以抑制通貨膨脹為主要政策目標，YCC正式退場。與美國一樣，為控制國債發行成本，英國政府在二戰期間將長期利率上限由戰時的3%降低至2.5%。為了維持利率上限，財政部停止了發行利率超過2.5%的長期國債，但投資者認為國債發行利率過低，因此英國央行成為了長期國債的凈購買者。但問題是，沒等戰爭結束，英國就提前遇到了和美國相似的通貨膨脹上升壓力，最終，英國財政部不得不放棄2.5%的長期利率目標。新冠疫情流行期間，澳大利亞央行于2020年3月宣布將3年期國債收益率控制在0.1%的目標位置，目的是提振受新冠疫情大流行影響的房地產市場。不過，在YCC實施了一年后，由于疫苗的進展及經濟回暖，多國收益率上行，澳央行開始感受到明顯的壓力，于是便宣布YCC將不再納入后續2024年11月到期的3年期債券，代表澳聯儲正式放棄YCC。不一樣的日本YCC上世紀90年代日本房地產泡沫破滅，隨之而來的經濟崩潰引致國內通貨膨脹率持續下行，在采用了激進的降息（實施零利率）等常規貨幣政策手段但依然出現兩年內通脹率年均下降近1%的尷尬情形下，2001年3月，日本央行率先采取量化寬松（QE）計劃，加大了對日本國債和其他資產的購買力度，只是到了2012年后安倍再次出任首相，日本還是沒有擺脫通貨緊縮的煎熬。作為“安倍經濟學”三支箭（寬松的貨幣政策、靈活的財政政策、結構性改革）的重要組成部分，黑田東彥出任日本央行行長后迅疾推出了量化與質化寬松政策（QQE），央行對國債的采購量從原有的40萬億日元增加到后來的80萬億日元，直至后來的無限量。然而，在評估了為期兩年但效果仍不明顯的QQE政策后，日本央行決定于2016年2月實施負利率，半年后又宣布實施YCC政策，等于就是在QQE原有“量”的框架基礎上進一步推出了“價”的調控。起初日本央行確定的YCC變動區間即“利率走廊”為-0.1%~0.1%之間，但其實僅關注的是利率走廊上限，即當10年國債收益率上行至0.1%時央行便下場采購國債；針對經濟增速和通脹均出現上行趨勢，2018年7月，日本央行將收益率波動幅度擴大至-0.2%~0.2%之間；2021年3月，日本央行又將區間擴大至-0.25%~0.25%之間。及至2022年12月，日本央行再次擴大YCC區間至-0.5%~0.5%。對比美、英、澳中央銀行對YCC的操作手法，可以發現日本央行的YCC有著自己鮮明的特點。一方面，美、英、澳等國央行的YCC都是在危機突發情況下推出的，性質上屬于非常規貨幣政策工具的使用，而日本央行手中的YCC應用背景雖然是通貨緊縮，但從時間延續長度看已不具突發性，日本央行實際上是將YCC作為常規貨幣政策工具在使用，且日本是目前唯一仍在使用YCC的國家。另一方面，從調控目標看，美、英、澳既關注國債的長期收益率，也瞄準短期與中期收益率，而日本央行盯住的只是10年期國債的長端利率。日本央行將很快調整或放棄這一政策？日本央行董事會成員田村直樹(Naoki Tamura)曾公開呼吁央行重新評估2%的通脹目標和超寬松政策，因為有人批評長期低利率損害了金融機構的利潤率，扭曲了收益率曲線的形狀。本月早些時候，政府任命內田內孝和前日本銀行業監管機構負責人Himino良三為下一任日本央行副行長，現任行長任期將于明年3月結束。根據YCC，日本央行將短期利率指導在-0.1%，10年期債券收益率指導在0%左右，隱含的上限為0.5%，以刺激經濟增長，并將通脹推高至2%的目標。“負利率確實損害了金融機構的利潤，”Himino在同一場聽證會上表示。他說:“盡管考慮到這對銀行利潤的影響，但現在以寬松政策支持經濟是很重要的，以創造一個企業可以提高工資的環境。”Himino說，雖然日本央行需要根據不同的經濟情景制定退出計劃的策略，但只有在可以預見持續實現2%的通脹目標時，它才能討論計劃的細節。日本央行被迫加大債券購買力度，以捍衛YCC規定的10年期國債收益率0.5%的上限，這導致一些市場人士押注日本央行將很快調整或放棄這一政策。法國巴黎銀行(BNP Paribas)首席日本經濟學家Ryutaro河野龍太郎(Ryutaro Kono)就曾預測，日本央行可能會在3月的下次會議上提高收益率上限，讓債券收益率的變動更加靈活。日本央行周二向銀行提供了1萬億日圓(合73.4億美元)的五年期抵押貸款，作為捍衛0.5%收益率上限的舉措之一。副知事的提名需要得到日本國會上院和眾議院的批準，但由于執政聯盟在上院和眾議院都擁有絕對多數席位，因此實際上已成定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