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行‘非升即走’的高校越來越多。許多一流高校中都只有極少數(shù)青年教師在任教數(shù)年后‘飛升’了。作為剛入職的青椒(高校青年教師別稱)，我不知道自己能否在大浪淘沙中留下來。”劉洋說道。

劉洋口中的“非升即走”，指的是一種正逐漸被我國研究型高校普遍采納的教師考評制度。該制度通常以三年為首聘期，在聘期合同結束時進行考評，考評合格則獲得正式編制，否則便必須離開崗位。同濟大學高等教育研究所副所長張端鴻認為，實行“非升即走”是為了打破高校“鐵飯碗”和“大鍋飯”的僵化人事制度，引入高校教師競爭機制。僧多粥少的生存競爭背后，高校青年教師現(xiàn)況如何?

只有拼盡全力

今年6月從南方某985高校博士畢業(yè)的劉洋剛剛入職西北地區(qū)某部屬211高校。在與中國商報記者談及即將用三年時間來完成的考核目標時，劉洋坦言“壓力山大”。“我要發(fā)表五篇C刊(被普遍認為是人文社科類最重要的期刊，許多針對高校教師的考核、晉升都以此為評價標準)論文，一個部級課題，還要出版一本專著，才能達到評副教授職稱的標準。這樣的標準對于一個西北地區(qū)的211高校而言已經(jīng)非常高了，完全不亞于南方的一些985高校。”

“圈外人可能不了解，其實發(fā)C刊論文被退稿的風險很大。按照我們國內標準的期刊審稿流程，從投稿到收到第一次回復一般要等待三個月，而且回復的內容很大概率是修改或退稿。一來二去，一篇論文從投遞到見刊歷時超過半年或一年都是很正常的。這就意味著在博士階段就要開始為‘非升即走’的考核做論文準備，這是一種非常漫長的壓力。而且一個學科的C刊就那么幾個，所有人的眼睛都緊盯著。曾經(jīng)有同事的論文經(jīng)歷了長達一年的多次修改，但最終還是被拒稿。”劉洋說道。

這份“壓力山大”的工作，是劉洋多次權衡后的決定。劉洋告訴記者，他也面試過不少其他的211重點高校，這些高校雖然有正式編制，但工資僅為每月4000元左右，甚至有的只有3000元。劉洋介紹，高校正式講師的工資現(xiàn)在普遍較低，有些211院校的講師、副教授薪資也并不高。所以挑來挑去，他還是選擇了在壓力最大、工資最高的地方落腳。

“這三個指標完成后，副教授的職稱評定就達標了。每個學院都會制定自己的‘非升即走’標準，而這三個標準未達標的結果如何，目前我們學院的態(tài)度也是比較曖昧的。或許也不是非常嚴格的‘非升即走’，但無疑這種政策會給我們青年教師帶來寄人籬下的壓力感。而我所能做的只有拼盡全力。”劉洋說道。

已經(jīng)做好最壞的準備

“我們院校五年前開始實施‘非升即走’，目前已經(jīng)有同事因為考核不通過離開了，也有同事預見自己完不成指標提前走了，我也打算等時間到了就離開。”去年9月入職南方地區(qū)某985高校的周瑤說道。

在周瑤看來，雖然能感覺到學院也希望盡可能地留下人才，但對她而言，三年時間里既要正常完成授課又要發(fā)九篇C刊論文的條件比較苛刻。“今年是我入職的第二年，也是第三個學期。每個學期我都有兩門課要上，這個學期又給本科生開了一門新課。基本上每周我都有兩天要上課，還要再花一天甚至一天半的時間備課。一學期上兩門課已經(jīng)有些吃力了，尤其是第一個學期我完全沒有經(jīng)驗，備課花費的時間更長。而且有些課是我本身不太擅長的，需要重新學，會格外吃力一些。”

“學校對教師授課水平的評價方式之一是學生評分，為了能獲得學生們盡可能高的課評打分，我必須打起百分百的精神對待，這也大大壓縮了我進行科研的時間。入職到現(xiàn)在，我只發(fā)出了一篇C刊論文。”周瑤表示。

為了給予青年教師更多留下的機會，周瑤所在的學院明確，如入職三年后還未評上副教授職稱(副教授)，可以再簽三年合同，在第五年再評一次職稱。周瑤已經(jīng)很難在第一個三年達到標準，但她也并不想在三年期滿后繼續(xù)堅持。

“搞學術真的不是越老越吃香，業(yè)內年齡界限很分明。那個沒完成三年考核就離開的同事就是考慮到現(xiàn)在很多高校招聘教師的年齡卡到了35歲，如果再堅持兩年還是無法通過考核，自己的年齡又超過了35歲，找工作會比較困難，這也同樣是我的顧慮。”

“我的同事中確實有非常厲害的，最多的一年能寫出11篇論文，我也因此經(jīng)歷過很長一段時間的焦慮和自我懷疑。我明白內卷是一種生活的常態(tài)，也尊重這種常態(tài)，但我并不想?yún)⑴c其中，也確實跟不上內卷的節(jié)奏。在剩下的兩年里，我打算把本校當做一個過渡平臺，做好學術積累，之后找一個競爭壓力不大、有編制的高校重新開始。”周瑤表示。

周瑤還告訴記者，大多數(shù)留不下的青椒會更看重編制的穩(wěn)定性，不會再選擇另一個“非升即走”的高校，而是寧愿選擇層次更低但有穩(wěn)定編制的高校。“其實隨著近幾年非升即走制度帶來的壓力，越來越多青椒對于‘非升即走’的高校，都是抱著找個地方先落腳、用幾年時間在名校鍍鍍金的心態(tài)入職的，他們會提前做好打算。”

“飛升”充滿不確定因素

“達到評副高職稱的標準，只能說踩到了‘飛升’的門檻，并不意味著最終能留下來。完成硬性指標是一方面，具體結果還是要看專家、學術委員會的評審情況。而且據(jù)我觀察，一般情況下能夠留下的青年教師，更多的是之前就在本校就讀的博士生。對我們這些外來的青椒而言，未來更加充滿不確定性。”劉洋說道。

已經(jīng)從南方某211大學離開的賈浩就經(jīng)歷了這種不確定性。“入職之后我的干勁兒很足，可以說很圓滿地完成了首聘期三年的任務。在第四年評職稱時，我也滿心歡喜地報了名，但就是沒評上，我也不知道是為什么。”

進入第五年，賈浩的壓力非常大，焦慮和失眠成了家常便飯。最后一年，賈浩把全部精力都放在了學術研究上，做出了很多成果，但職稱評定在即，賈浩卻選擇了離職。“我為科研付出了很多努力，也獲得了不少值得自豪的成績。我很怕最終結果會再次否定我的努力，所以已經(jīng)不想再參與職稱評選了。回望這幾年的經(jīng)歷，能感受到自己的成長，也能看到在壓力之下，大家的干勁都很足，對科研也十分積極。但對于離開的人來說，也深深地為自己的努力竹籃打水一場空感到難過和恐懼。”

對于未來，劉洋也表示十分擔憂。“我們都把‘非升即走’的考核期戲稱為‘試用期’，沒通過試用期，要面對的或許不只是離開的結果，很多高校都不太愿意接納被其他高校淘汰的青年教師，也有很多前輩因此找工作并不順利。在這種局面下，我能做的或許只有加倍努力。”劉洋說道。(記者 王彤旭)